2018年3月，陈凡接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副会长的消息传出去之后，仁和巷就没消停过一天。

先是省里的电话，打到济民堂的座机上，苏婉接的，对方自称是省中医药管理局的办公室主任，说想来江城调研，看看济民堂的模式能不能在全省推广。苏婉把电话内容转给陈凡，陈凡正在给一个咸宁来的老病号搭脉，头也没抬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来可以，别让我做汇报，要看自己看。”苏婉原话转述，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，大概是没见过这么不客气的，最后还是说了句“好的陈会长”。

省里的人还没来，媒体的先到了。一家北京的行业报纸派了个年轻记者来，姓刘，二十七八岁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摄影包，在仁和巷口站了整整一个上午。他没进济民堂，就在巷口蹲着，看那些排队挂号的病人——有拄着拐杖从河南来的老汉，有抱着孩子从湖南赶来的年轻媳妇，有坐了一夜绿皮车从贵州山里来的老太太，还有一个从甘肃张掖开了两天两夜货车过来的中年人，车停在解放大道上，人蹲在巷口吃一碗老吴热干面，呼噜呼噜几口扒完，抹抹嘴就去排队。

小刘记者在巷口蹲到下午三点，一共数了一百二十多个病人，来自七个省。他收起摄影包走进济民堂，陈凡正在给最后一个病人开方子，毛笔小楷一笔一划写得工工整整，写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是那个在巷口蹲了一天的人，进来喝杯水。”小刘愣了一下，问他怎么知道自己在巷口蹲了一天，陈凡指了指他肩上的摄影包带子，说包带被太阳晒了一天，颜色都不一样了。

采访做了不到半小时，陈凡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二十句，每一句都是干巴巴的，没有一句适合做标题。小刘记者临走的时候问了一句：“陈会长，您现在挂的号还是三元？”陈凡点了点头。小刘记者又问：“以后会不会涨？”陈凡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涨了还叫济民堂？”小刘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，当天晚上发回北京，第二天见报，标题就是——《三元挂号，全国唯一：陈凡副会长和他的济民堂。

报纸出来的第三天，省中医药管理局的办公室主任真的来了，带着两个科员、一个司机，开了一辆黑色的帕萨特停在巷口。办公室主任姓冯，五十出头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，下车之后站在巷口往里张望了半天，大概是在找一家挂了“国家级示范中心”牌子的地方应该有的样子——他以为会看到一个气派的门头，至少也得有个像样的接待大厅。结果他只看到一条窄得只能过一辆三轮车的青石板巷子，墙根处的青苔长了半人高，几个穿背心的老头围在巷口下象棋，旁边一个卖菜的老周正扯着嗓子喊“小白菜一块钱一把”。

冯主任走进济民堂的时候，陈凡正在给李阿姨复查肩周炎。他在堂屋里站了五分钟，没人招呼他，没人给他倒水，赵铁柱在院子里给排队的病人发号牌，从他身边走过去两趟都没问他是谁。最后是陈凡扎完最后一根针，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冯主任，坐。”指了指老木桌对面那张病人坐的长凳。

冯主任坐下来，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，说省里准备在全省推广济民堂的基层中医模式，想请陈凡做个书面经验总结，再开几场培训会。陈凡把毛笔搁在砚台上，看着冯主任，说：“冯主任，济民堂没有什么模式可总结的。”冯主任一愣，问他什么意思。陈凡指了指院子里排队的那些病人，说这些人不是冲着什么模式来的，是冲着能看好病来的，基层中医能不能活下去，靠的不是模式，靠的是手上有没有真本事。

冯主任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他问了一个所有人都想问但没人敢首接问的问题：“陈会长，您这套本事，能不能教给更多的人？”陈凡想了想，说：“能，但不是坐在会议室里教的。”冯主任追问怎么教，陈凡指了指身后药柜旁边正在分拣药材的钱小龙——那个九岁的孩子正蹲在地上，把陈皮一片一片地掰开，闻一闻，再按年份分成三堆，每一堆都整整齐齐，码得像砖块一样。“这孩子两年前连甘草和黄芪都分不清，现在闭着眼闻都能辨出二十味药，”陈凡说，“中医不是教出来的，是带出来的。”

— 以上为《开局一根银针，震惊整个医界》第 41 章 第41章 全国的人都来了 全文。都市书苑 24 小时同步更新，欢迎收藏阅读下一章。 —